他把母亲去世前的时光，拍成了纪录片 | 谷雨计划
△ 《暮年之光》正片。
“战斗了一生的母亲卸下她的盔甲，她会忘记自己是谁、她的儿子是谁这样的小事。不过她告诉了我们，怎样看待老去和死亡。”
撰文 | 刘欣冉
编辑 | 李白
“你的母亲只剩几周可活。”医生告诉塞尔文·比格雷森。
比格雷森的母亲已经95岁了。得知噩耗，他旋即前往比利时，想在死神来临之前，多挽回些和母亲相处的时间。
在一个14平米的房间里，比格雷森和母亲朝夕相处。最初，他只是给母亲拍照，但是后来，他有了一些意料之外的发现——母亲清醒的时候像个老顽童，常常蹦出让他意想不到的金句。
他开始想，把母亲与自己的对话，拍下来。于是，他成为了一部影片的导演、摄像和制片人。而道具，只有一把吉他、一部摄影机。
拍摄就这样开始了。比格雷森开始不时和母亲聊特别的问题，比如变老，比如死亡，他觉得母亲状态好时就问。
“你说一个人死了之后会怎样呢？”
“你好搞笑哦，没人能从那里回来，你怎么能从我这里知道人死之后的事情呢？”
母亲的回答很简单，但是又富有哲理，“不过我得告诉你，死者自由”。
偶尔母亲会糊涂，甚至认不出自己的儿子。刚开始时，比格雷森有些无奈，不过他渐渐发现，这反而能够帮助他们从横亘两人的过往中解脱，让他与母亲毫无芥蒂地重新认识彼此。
让人想不到的是，在儿子的陪伴中，母亲的健康竟然开始好转，最后比医生预计的多活了两年。在这些时光中，比格雷森一直陪伴着母亲，而摄像机一直陪伴着他们。
△ 塞尔文和母亲在一起。
最终，比格雷森把这两年的珍贵光阴，剪辑成了一部电影。它名为《暮年之光》，在2015年问世。
此后，它接连获得好评，先后夺得比利时Docville国际纪录片节最佳影片奖、以色列DOC Aviv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以色列单元最佳纪录片奖、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电影节观众票选最佳影片奖等。
2018年11月，比格雷森带着《暮年之光》访问中国。他拜访了上海、广州、成都、北京的养老院，进行了多场放映。在此期间，围绕其创作，谷雨与比格雷森进行了对话。
“公开的私人电影”
谷雨：《暮年之光》是你和母亲的第二部影片，第一部是关于你与母亲的和解故事，拍摄于2008年。是什么让你萌发了拍摄《暮年之光》的念头？在此期间，你认为自己有哪些变化？
塞尔文·比格雷森：其实在拍了第一部之后，我完全没有要继续拍摄母亲的打算。但是当医生跟我说我的母亲时日无多时，我想陪她度过最后的时光。
当我带着吉他陪母亲聊天唱歌期间，她竟然缓慢地康复了，然后，她竟然比医生预测的多活了两年。所以这两年我陪着她，我的摄影机和吉他也陪着我们。
△ 塞尔文和母亲谈论生死。
我的母亲是犹太人，经历过二战，她一直以来都带着坚硬的外壳，刚强且沉默地生活着。我有许多问题想质问母亲，我也向她敞开心扉，抱着解决问题的心态和她谈话，试图修复我们之间的关系，因此在我的第一部影片《最后的明信片》中，我和母亲的关系渐渐从对立走向和解。
而当我们已经完成这一步，经历了无数次的质问与妥协后，《暮年之光》就变得流畅自然了，我的心情和整个气氛都变得很不一样，因为其实当一个人评判他人、谴责他人的时候，就会带来争执，而当你劝慰安抚他人时，你会觉得非常平和。在我和母亲最后的相处时光里，每一分钟对我而言都异常珍贵，因为我不知道第二天，她是不是还在人世。而她终于卸下了曾经的坚硬外壳，变得柔和而坚韧，在临终时刻，选择与儿子聊聊人生。
△ 塞尔文和母亲在一起。
谷雨：你和哥哥其实对“以母亲为题材拍摄”产生了很大的争议。你的家人怎么评价这部影片？
△ 塞尔文（右二）和他的家人。
塞尔文·比格雷森：在二战中，我家发生了很多事情，对于那段经历，大家从不提及。但我被困在那段记忆中太多年，想和母亲进行一次真切的对话，打破过往与她生疏、冷漠的关系，因此有了第一部影片《最后的明信片》。
但是，她不仅仅是我的母亲，也是我哥哥们的母亲。我的哥哥们很难接受《最后的明信片》，因为它触碰到了他们心中关于战争的回忆。他们不愿意自己的母亲和家里的故事被这样“公之于众”，因此都特别生气。
他们觉得母亲就是他们的母亲而已，但是我觉得，我的母亲拥有巨大的智慧，她不仅属于我和我的哥哥，她的智慧、她的生命哲学，需要被全世界看见，她是属于整个世界的母亲。
最后，我的其中一个哥哥改变了主意，他说，母亲是上帝给我们家的礼物，也是给世界的礼物。至于我的另一个哥哥，他扭捏着找我要了《暮年之光》的DVD光盘，后面又找我陆陆续续地要了很多张，送给他的朋友们。
一切都是自然的流露
谷雨：你怎样说服母亲接受拍摄的？在你的生活中，摄影机是一种怎样的存在？
塞尔文·比格雷森：最开始，我没想再拍一部纪录片，只是在陪伴母亲的初期，我会拍摄我们俩的照片，留作纪念。后面我渐渐发现，和母亲的谈话非常有意思，于是我用磁带录制我俩的谈话。
我没有规定自己今天要拍摄什么东西，没有预谋，没有设计，这是只有我们两个人的亲密旅程。
△ 塞尔文母亲的双手。
在我的创作中，摄像机一定是安静的，它既不会帮助，也不会阻碍我的交流。所以我的一切创作都是即兴的，当我发自内心地想记录这一切的时候，我便拍摄下来了，这也是为什么我的纪录片作品这么少的原因。
但是除了纪录片，生活实在是处处充满惊喜和乐趣。我也用摄影机做了许多其他艺术形式的尝试，我做视频艺术，做音乐，尝试各种艺术形式的融合。我的左手是相机，右手是吉他，我走到哪里，它们都陪着我，它们都是我向外界表达的手段。
谷雨：影片中的音乐实在是太好听了，它们都是你原创的吗？你音乐、摄影、电影等方面的艺术灵感，都源自哪里？
塞尔文·比格雷森：每当人们问我“你是谁”的时候，我会回答：“我是一位多元的艺术家。但是首先，我是一个诗人，因为我热爱生活。”
△ 塞尔文在弹吉他。
我出生在二战结束后的第三年，为了活下来，我也经历了许多很艰难的时刻。13岁时，我收到了一把吉他，但是我却不会看谱。唱歌、即兴创作、写作、画画，在大学里接触到的戏剧，都是我的艺术源泉。但是对于当时年轻的我来说，这些都只是艺术的工具。
没人教过我怎么用相机，怎么拍片子，但是你看，我也创作出了《暮年之光》。创作是我生存的方式，帮我克服疼痛，治愈伤口，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、发自内心的表达。
谷雨：除了拍摄自己和母亲的故事，你也关注社会问题和社会发展，在这方面，你主要做过哪些努力呢？
塞尔文·比格雷森：我们生活在一个快速发展的社会，许多人只关注“钱钱钱”，而这个世界每天都有暴力、仇恨、贫困和不平等发生。
在我看来，电影可以帮助很多问题少年重新融入社会，而不是用暴力来表达他们对生活的失望和个人的挫败感。因此我创建了一个名为The Lahav的NGO，旨在用电影艺术来治愈那些迷途的年轻人。团队里有心理辅导的治疗师，现场有摄影老师、灯光老师……这一群十五六岁的“问题少年”，会共同制作一部完全由他们的想法构成的短片。
在NGO创办之后的这二十余年里，我们大概收获了几百部作品，涵盖形形色色的题材，比如暴力、爱情、街头、毒品等。我们希望通过创作来治愈他们，给这些少年以希望，同时让他们磨平自己的棱角，获得许多能力。最终他们创作出的影片也会投向社会，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创作视角。
而我的工作，则是在他们拍摄时，用相机记录下这一切。在我的片子里，我不希望表现多么宏大的社会议题，或者严肃的宗教、战争，我也不会用好莱坞式的商业影片赢取票房。我只希望展现“人”，展现我母亲积累了一辈子、闪着金光的那种人生哲思，展现那些在生活细微之处的人类情感、生活故事。
现在的人们每天过于依赖手机和互联网，我觉得手机快把他们吞噬了。人们应该保留心中纯真的部分。这些也是我创作的原因。
塞尔文·比格雷森，以色列艺术家、电影导演、音乐家、作家、画家、摄影师，1948年出生于比利时安特卫普，在1996年创建了名为Lahav的NGO，并因此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特别奖。
他还是以色列创意与表达治疗组织(ICET)的一员。这一组织旨在用影像融合视频艺术等方式，帮助有特殊需求的群体，以独特的电影工作坊模式，使参与者通过创作完成心理疗愈。
塞尔文·比格雷森的作品《捉迷藏》（1998年）获得耶路撒冷国际电影节沃林最佳纪录片奖；《最后的明信片》（2008年）获得华沙格兰道夫电影节最佳纪录片电影奖；《赤裸的情感》（2003年）参加海法国际电影节、法国比亚里茨国际音像节。《暮年之光》（2015年）是赛尔文的最新作品，由谷雨影像在2019年2月16日全网首播。
△ 纪录片《暮年之光》海报，扫描二维码或点击“阅读原文”观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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